一些翻译家的翻译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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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就像配音演员,总是在幕后,就像勒·克莱齐奥讲的“曾经参加一个关于翻译的国际研讨会,会上一位没有发言的白发苍苍印第安老太太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译者翻译完作品之后,译者的名字是否一定要放在作者的脚下?”但实际上,翻译是令人尊敬的工作,著名的翻译家为国内外读者译介大量经典名著,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早年翻译趣事


●“最最最强烈抗议”译成“strongest strongest strongest against…”。

2009年12月4日,在北京刚召开的中国翻译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新老翻译们欢聚一堂,畅叙昨天、今天和明天。施燕华是一名资深外交官、翻译。她曾是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施大使回忆了中国翻译逐步与国际接轨的经历。她说,当时的翻译完全按照中国的国内政治思路来,比如“最最最强烈抗议”,英文中本没有相应的说法,外交部的翻译室就给创造出了完全中国特色的译法:“strongest strongest strongest against…”惹得在场的青年翻译们捧腹大笑。施大使说,后来中国与国际慢慢接轨后,外交部的翻译开始强调以别人听得懂的方式来翻译,而且翻译可以根据语境灵活翻译。


●“胡适先生,驰骋文坛”译成“胡适先生经常在写字桌上跑马”

上世纪初,有一位在《上海西报》工作的外国记者,中文不错。可是,有些中国成语或引经据典的词汇,他老是摸不着头脑,有时不免糊涂。例如,他翻译“胡适先生,驰骋文坛”这句话,就变成了“胡适先生经常在写字桌上跑马”。

在将中文译成外文时,由于外国人常常照字直译,往往变得驴唇不对马嘴。如“一诺千金”,一位洋翻译就译成“只要一答应,就要付美金一千元”。“连中三元”这句话,就译成了“三块大洋连在当中”。有位汉学家解释“月是故乡明”说:“家乡除了月亮还光亮之外,其他一片漆黑。”


著名的翻译家


萧乾(1910.1.27--1999.2.11),蒙古族,作家,文学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2--194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专攻“英国心理派小说”。曾任职于《大公报》。


复旦大学教授。采访过欧洲战场、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1986年获挪威王国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出版有著译作品43部。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译著《好兵帅克》(捷),以及《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


草婴,俄语文学翻译家20年译完“托尔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宁波,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上世纪60年代始,他便是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却在上海的翻译家中拥有权威。1938年3月11日,草婴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国老师教俄文的小广告,就根据报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户人家。按了门铃之后,走出来一位中年俄国妇女,看到我是一个小孩子,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小孩,你来干吗?”我说:“我要学俄文。”她说:“一块钱学一个钟头。”父亲每个月给我5个银元,我就说:“我一个星期学一个钟头。”她向我看看,感觉很惊讶的说:“一次吗?”意思就是怎么这么少。但是我不能跟他说我没钱,只有学一次的学费,没更多的了。因此就这样开始,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去学,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了一个时期俄文。”这就是草婴的俄语启蒙。1952年,华东作家协会成立,草婴成为最早的一批专业会员,和傅雷一起成了没有编制、没有工资、纯粹靠稿费生活的专职文学翻译家。“文革”结束后,草婴从身心的双重伤痛中慢慢复原,为了未完的心愿,他谢绝了上海市政府部门给他的出版社领导的职位,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从1978年到1998年,他花了二十年时间把四百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成中文。1987年,由于草婴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成就,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他获得了“高尔基文学奖”,在世界上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翻译家。随着2006年托尔斯泰全集中文版的正式出版,草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的人。草婴说:“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大地主,出身如此优越的他,却那么关心穷苦农民的生活 ,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我对自己一生最满意的作品便是这套《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葛浩文,是个有趣的外国老头,夏志清说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话不假,至少你从他翻译的中国小说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了,过去30年中,他翻译了20多位中国作家的40多本书,从老舍、巴金,到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阿来、刘恒、王朔,甚至还有“80后”的春树。译得最多的是莫言,有6本。他最新的译本是企鹅出的《狼图腾》。葛浩文的这个《狼图腾》英译本,最近被长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在稍大一点的书店都能买到,只是和中文版比起来有点贵:定价96元。莫干山是避暑名山,和北戴河、鸡公山、庐山一起,合称民国四大避暑胜地。晚清年间,外国传教士“发现”了莫干山的清凉幽静,在山中营建“暑屋”,此后的几十年,莫干山成了外国人的“消夏湾”,据称最多的一天,就有四五千个外国人在山中度假。在莫干山,葛浩文和《狼图腾》作者姜戎有个对话。姜戎在一番客套后,对葛浩文的译文提出了许多质疑。葛浩文不服,姜戎说:“你怎么把‘汉人’翻译成了‘Chinese’?”我知道中国人都知道这两个词意思不一样,一个是民族的,一个是国家的。可外国人看来,‘汉人’就是‘Chinese’,难道要把‘汉’用拼音标出来?翻译不简单。葛浩文很迷恋民国女作家萧红,译了她5本书,写过她的传记,说了她几乎半辈子的好话,还特意去萧红的老家黑龙江生活了一年,娶了个中国妻子。不过,葛浩文却说:“他的梦中情人是刘晓庆。那部电影《小花》,刘晓庆太漂亮了。”我说:“为什么不是陈冲?”葛浩文说:“陈冲太小了”,葛浩文笑笑,仿佛还在回味当年的。


白亚仁,英国人,本名Alian H·Barr,在剑桥念的大学,白亚仁这个名字是中文老师按他的英文姓名发音给取的。白亚仁的名片上印着三行字:牛津大学博士、美国波摩纳学院教授、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对于第三行,瘦瘦的白教授急忙用纯熟的汉语解释:“现在不是主任了,过了暑假,又是了。”翻译于白亚仁,只是玩票,他是汉学家,本行研究明清历史,直接用中文写考证文章,是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研究专家。白亚仁1979年到1980年间,在复旦大学进修,去了一趟蒲松龄的老家山东淄博,也来过绍兴,去大禹陵时,遇上了怪事:有很多人放下手中的活,跟着他乘坐的面包车跑。起先还以为前面出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追上来看他这个外国人的。迷上聊斋,缘于他在剑桥大学念书时从香港买到的一本《蒲松龄集》——他被蒲松龄的叙事风格迷住了。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白亚仁很喜欢中国,美国家里的家具,很多都是从中国买去的,包括一对他钟爱的晚清园椅。译作《在细雨中呼喊》。


许钧,法语文学翻译家对书的重视超过一切。代表作: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等。许钧是著名的翻译家,数十年来,翻译了30余部法国名著,因为他对中法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1999年,法国政府向他颁发了“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而他成为一个著名翻译家,却是从单纯而热烈地对书的热爱开始的。起先,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个读者,最多是一个较为热切的读者。然而,这就是起点。许钧出生在浙江衢州的一个贫困农家,小时候,不用说买书,就是上学的书本费都得学校减免。看到家境稍好一些的同学家里有几本藏书,那份羡慕和渴望是今天的少年所难以想象的,不用说能借到手读一读,哪怕是能用手摸一摸,也是一种满足。许钧1993年,应法兰西文化部邀请赴法访问,去《安娜·玛丽》的作者吕西安·博达尔家访问,一到他家,我就呆住了。这位龚古尔奖获得者的客厅、厨房和卧室里到处是书,他家有7个房间,6个房间里装满了书。许钧说:“这一顿饭,我食不知味,我的目光总是被那些书牵扯着。”走的时候,吕西安夫人对我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所有这些书,只要你两只手拿得动的,随你挑选。”我顾不得谦逊与矜持,一口气挑了几十本。当我艰难地拎着这两捆书,向远处的地铁站移动时,唉,你想象不到,我心里是多激动。我的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就知道我对书的重视超过一切,每当他有什么不满意,他就这样威胁我:“我把你的书给撕掉。”


叶廷芳,德语文学翻译家将卡夫卡介绍到国内。代表作:《卡夫卡全集》《迪伦马特喜剧选》。60余年前,浙江省境内距衢州县城45里的山路上,一个13岁的独臂少年饿着肚子,脚踏草鞋,匆匆行走着。天色向晚,冷雨夹着雪粒扑打在他破旧的蓑衣蓑帽上。这条山路,少年以前只走过两次,一次是摔坏了左臂,被大人抬往百里之外看中医时路过县城;一次是不久前的进城赶考。由于乡下人不信西医,他那条原本只是一般骨折的左臂在草药的包裹中腐烂生蛆,最后只好任其全部断送。在求学的季节,独臂少年失学了,眼前只剩务农一条路。可是,一个寒冷的雨雪天,他擅自拿了房梁上挂的两串粽子和家里的十几斤大米,趁午饭前父亲还没回家,径直向县城的衢州中学进发。迟到两周报到的少年此后在全校名列前茅,后考取北京大学西语系。1964年,叶廷芳从助教岗位上跟随导师冯至一起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从此与德语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并成为向国内引入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著名德文翻译家。


发布于 2021-03-24 15: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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