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TI 专家：从翻译角度谈对外报道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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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文原稿有些是约请作者专为对外报道编写的，有些原来就是为国内读者撰写的。
作为对外报道的翻译作品，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在翻译成外文前都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编辑加工。
这是因为，对外报道的对象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所处的政治环境、民族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和国内读者不同。
所谓编辑加工，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特点对稿件的内容进行适当处理，较小的如加注或加小标题，较大的如提供背景材料、增删或改动，等等。
从根本上讲，这些工作首先是书稿作者的责任，其次才是编辑的责任，翻译人员只需要作一些小的技术性处理。
但是，一个好的翻泽(本文中均指从事对外报道的翻译)在这方面也是大有可为，可以一展才华的。
因为实践证明，作者和编辑很难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事实上有些问题往往在翻译过程中才会被发现。一个好的翻译应该有较强的对外报道意识，即通常所说的对外宣传观念。
我们的对外报道是通过外文的形式去实现的，译文的好坏直接影响我们的对外报道效果，所以翻译工作在对外报道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翻译的任务是：根据中文原稿，结合所使用的语言的特点，正确体现作者或编者的意图，确切地、充分地、尽可能完美地把中文原稿的内容用外文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他的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和精神，必须是流畅的外文，还必须译什么像什么(即所谓信、达、雅的准则)。由此可见，翻译不单纯是文字技术工作，而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再创造的工作。
下面，本人就从翻译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在对外报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互有联系的。
少发议论，让事实说话
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英语里有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这一与中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说法，说明不同民族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也有不少共同点。例如：历史书或者讲历史的文章应多谈史实，少说空话，少发议论，才能吸引读者。
但近些年本人经手过的一些书稿和文章，对此却不大注意。其中，有一篇文章，在列举了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失陷后日军屠城的大量事实后，作者也不忘记发一些议论，诸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惊中外的极端残暴的兽行之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这篇文章是介绍南京这个城市的，重点不是其历史，只是一笔带过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往事，因此，这一段议论实在是多余。
笔者还曾为外单位审核过一本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习俗》的画册，其中这种例子俯首皆是。如在“彝族人民的插花节”这篇小文中提到：“节日期间，彝族姑娘在门上和自己身上插花以示吉祥；给老人插在头发上表示健康长寿：给心上人头发上插花祝福白头偕老；在田边插花以示丰收；在羊角上插花以示六畜兴旺等。”
然后作者又补充了一句，“所有这些，都表现彝族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这就画蛇添足了。对这类例子，外国专家往往在旁批中写上AnticIimax(煞风景!)
所稍让事实说话，其另一意义就是要重事实，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饰、片面宣传或弄虚作假。我们当然反对在对外书刊中搞单纯的暴露揭短，但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光谈好的。过去，我们的不少外国读者对此颇有微辞。有一个读者不无挖苦地指出，我们的文章净是些goody- goody gumdrop(假冒的美味软糖)。
强加于人和让读者自己下结论
跟上述情况有关联的是，在我们的对外报道中，比较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强加于人。有些作者似乎总想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外国读者，惟恐不这样便达不到预期的宣传效果。
他们在叙述一件事情的经过或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往往要发表一通议论，俨然像个不苟言笑的教师对读者进行说教。这正违反了客观报道的原则，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拒读者于千里之外。我们虽然不能过高估计外国读者对我国的了解程度，但也不可低估他们的理解能力。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相信谈者自己的判断力，让他们从我们的客观报道中得出自己正确的结论。
在这个方面，已故前外文局局长段连城同志在他离休后写的那篇引人人胜的南游百日记《阳光·阴影·希望》中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事例。
他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看了随县曾侯乙墓的展览。女解说员给观众讲解了这个墓主人曾侯乙死时约45岁，装在一具大棺椁中，另有中等椁木21具，内装殉葬女尸21人，年龄大的23岁，小的仅13岁。
在文章中，段连城写道，在整个讲解过程中，讲解的姑娘“语言朴素自然。我原以为讲到21个姑娘殉葬时，定会像过去那样来一篇控诉剥削阶级的说教。
她没有说。其实没说更有效，让观众自己动脑子吗!当时我就想到，殉葬的就是同她差不多年龄的俊秀女子，竟心酸起来”。
一个饱经旧社会的忧患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新闻工作者在听了这个客观的讲解后尚且黯然神伤，那么对于当今许许多多虽然涉世未深但勤于思考的青年来说，寓于其中的教育意义不就更深吗?可有些作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再如，在介绍我国的名胜古迹的书刊中，在谈到长城、故宫“引而不发”或“意在不言中”，此之谓也。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对外报道中，我们提到故宫、莫高窟、大运河、大同石刻、承德避暑山庄等时，总不忘在字里行间提醒外国读者这些名胜古迹体现“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剥削阶级骄奢淫逸”，“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这类空泛的字句过去可谓比比皆是，可信手拈来。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好多了，但仍时有出现。我们说在对外报道中不可强加于人，其中一层意思亦即在此。强加于人往往会引起外国读者的反感，得到相反的效果。
读者对象问题
对外报道，顾名思义，其对象是外国读者。既然是面向外国读者，无论是编辑还是翻译都应该非常明确内外有别，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上面谈到的许多问题其实也涉及到对外报道为谁服务的问题。
例如，我们的英文书刊主要是针对一些发达国家的英语读者，同时也面向非发达国家中通晓英语的读者。这两类读者一般教育程度较高，对他们的理解力不能低估。
过去《人民画报》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恐龙是“像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这一类的话，一位英国专家在改这篇文章的英译稿时，在旁边批到：childish(幼稚可笑!)，因为这是常识性的问题。类似的例子几年来笔者仍然碰到很多。
前几年：我看到我们外文出版社约来的一部名为《中国诸神的自由》的书稿里，里面的大话也不少。在“送子娘娘”一文中谈到人们为了要生儿子，都去求“送子娘娘”，末了，作者还特意指出，“其实，生儿养女决不是祈求能得来的”。这简直是把读者当成小学生了。最后，译者在译文中省略了这句话，说明译者具有对外宣传的意识。
调子问题，含蓄性和淡化处理
我国的对外宣传报刊都有各自面对的读者对象，因此不同的刊物采取不同的调子，如《北京周报》、《人民中国》日文版和《今日中国》等调子一般不同。但一般来说，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环境和外国读者接受程度，在对外报道中，不管是期刊还是图书，调子都不宜太高，高了会使外国读者接受不了，使得他们不敢看或者不愿看我们的东西。
那时，在我们的译稿上常可看到外国专家的旁批：please tone down!(淡化处理!)曾经有一篇稿子讲到。
一个先进人物由于母亲给她买了一件毛衣，她也要“想到天下多少受苦人仍然衣不蔽体”而依然将毛衣压在箱底，说是：“等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时才穿吧!”像这样的报道，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如何，确实是很难为外国读者接受的。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今天恐怕少有人会这样想或这样写的，援引此例无非是为了共勉。因为，即使在今天，在关于先进人物的报道中也还不乏调子过高的事例，好像先进人物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或没有“七情六欲”的人。碰到这一类问题时，一个好的翻泽应该在译文中淡化处理，或者采用含蓄的所述事例更加亲切感人。
《焦裕禄》是一部好电影，但它也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当北京在试映这部电影时，曾经邀请了一些外国人去看。散场后，有位记者请其中两三位谈观后感。其中一位说：“焦是个好人，但他不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的意思大概是焦裕禄心中装的都是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没有他的家庭和妻子儿女，可敬而不可亲。“舔犊情深”人皆有之。
在现实生活中，焦裕禄其实对他的妻子儿女是关心的，那么如果电影中能增加一点人情味的东西，那定会更加感人。
例如，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所以深得国内读者的青睐，其主要是它突破了多年来国内写领袖传记的模式，通过许多富有人情味的轶事，从多个角度表现毛泽东这个伟大历史人物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外文出版社前几年已将该书译成英文，其英文书名为Mao Zedong—Man，Not God(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就颇有吸引力，我们的一位美国专家在读完该书稿的清样后认为，它的可读性很强，定能受到英美读者的欢迎。“人情味”在过去常常被冠以“资产阶级”的标签，作者在字里行间如果抒发一点个人感情往往会涉“小资产阶级情调”之嫌，因而对“人情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思想所产生的后遗症今天仍依稀可见，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的有些报道乏味和可读性极差的一个原因。
忌讳问题
在对外报道中，翻译人员由于对外国人的心理、风俗习惯较为熟悉，还可以在工作中协助作者和编辑把好一些忌讳关。这里除政治忌讳外，也包括其他一些忌讳，如宗教忌讳、风俗忌讳等。
如果在我们的阿拉伯文书刊中大谈养猪经验或刊登猪肉配菜的食谱，伊斯兰读者定会感到不自在或抗议。同样，如果我们在接待来自君主政体家的政要时大谈反封建王权政治等恐怕也是不合适的。
过去我们的书稿中曾有父亲擅自看女儿的日记或母亲随便拆看儿子信件的描述，似乎是自然的事情，但外国专家改稿时往往把它提到“查别人的隐私”的角度加以删改。《跟随毛主席长征》一文讲道，该书的作者、原毛主席的警卫陈昌奉在离开毛主席身边几年后，因为要离开延安上前线了，便带妻子向毛主席辞行。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见到陈的妻子，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和叙述：毛主席问陈妻：“你们俩感情好不好?”陈妻答：“好。”主席听了感到非常高兴。作者本来是想通过这事表现主席的亲切关怀。但是这段叙述如果直译出来，在西方读者看来起码是可笑的。如果你真的这么问你的美国或英国朋友，那会被认为很不礼貌。
但英译文在外围专家那里被淡化处理了，改为：Then Chairman Mao talked with my wife. He was pleased to know that we had a happy home life. (毛主席在跟我的妻子谈话时，听说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幸福，感到非常高兴。)经过这样的加工，原文的精神被保留了下来，而没有犯读者对象的忌讳。
背景知识，行话，套话
一个好的翻译应该在脑子里牢固树立处处为外国读者着想的观念。例如一个为国内读者熟悉的事件、地名、人名或词汇，对于外国读者就未必如此。
这样，在翻泽中增加一些背景知识、注释和解释性的说明或加上为对象国读者所熟悉的东西就成为必需要做的工作了。例如在“鲁迅”前或后加上“中国现代伟大作家”，在“五四运动”前或后加上“1919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前或后加上“1 898年的变法运动的领导人”，在“卢沟桥”后用括号注上“西方人通称的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在“理学”后用括号注上“西方人又称新孔学”(Neo—Confucian School)，在“义和团”后用括号注上“西方人所谓的拳民”(Boxers)等等。
前两年我们翻译了一本关于邓小平同志的画册，有一节文字谈到邓小平同志在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中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交锋，末了作者写道：“至此，撒切尔夫人感到邓小平的确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这句话中加了引号的八个字是对小平同志的评价，但是这个评价是谁做出的，国人也不一定尽人皆知，更何况是外国人?译者对原文做了恰当的处理，再译回中文时，这段话变成：“至此，撒切尔夫人感到邓小平确实如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当然，如果译文中能再加上毛主席是在何种场合说此话的，那就更能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了。
对于有些涉及某个地方的内容，当地人也许是耳熟能详，但外地人则不然，更不用说外国人了。例如，本人曾为外单位审读《中国城市概览》的英文译稿，其中关于赣州的一篇文章，在“历史文化”一节中提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有阳孝本、曾几、陈子敬、孔庆全等，传统文化艺术上有赣州八景、采茶戏、南北词等，旅游名胜有八景台、杨廷麟墓等。这短短的两三句话竟给读者带来了许多难解之醚。对此，翻译时宜在译文之中增加简明扼要的解释性文字，或者对原文加以简化。
可能是文风的关系吧，本来可以用简单明了的字眼，我们的一些报道偏偏喜欢使得文章缺乏文采，味同嚼蜡。
有一篇报道幼儿园的文章在谈到某个原来体弱多病的孩子入托后由于生活既有规律又丰富多彩，“健康水平大有提高”，而译者也不假思索地字对字照译，外国专家改稿时在旁边写下了“可笑!”的批语，且写上“为什么不用变得‘红红胖胖’(rosy and fat)这种通俗顺口的说法呢?”
死译、硬译
“死泽、硬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号入座式的翻译问题，其造成的原因很多，诸如译者的理论水平或中文水平不高，不能深刻理解原文的切实含义；外文水平低，词汇贫乏；或者对“信、达、雅”的“信”理解不够，只注重表面或形式的忠实，而疏忽了更重要的东西 — 对原文的含义和风格的不忠实。对“死译”切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有时候会闹大笑话。上世纪50年代初期，曾有人把“街道妇女”译为street woman(妓女)，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同忆长征》中，有一段提到红军跟“号称双枪将的川军”作战，原文直译为The enemy，reputed to be “Sichuan two— gun men”。
改稿的外国专家看后莫名其妙，经解释后，他改为opium—addicted Sichuan warlord troops(嗜鸦片如命的四川军阀部队)，字面上虽然不同，但其意思完全正确。当然，如果在这一直译的基础上，把烟枪和步枪这“双枪”形象地译出，那就更好。
又如《毛选》中有这么一句话：“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原文译为：The policy should be to unite with the progressive，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tendency of the bourgeoisie，跟中文完全一样，但不符合英语习惯。从英文行文说，反对一种倾向可以，但跟一种倾向联合在文理上是不通的，而且这个译法也没有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
故它在字面上虽堪称忠实，但在含义上起码是不清楚的。定稿后改为The policy should be to unite with the bourgeoisie，in so far as they tend to be progressive，anti— 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译回中文是：对于资产阶级，只要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就对他们实行联合的政策。)这样，英文虽然加了几个字，但既符合原文的意思，文理上又很通顺，达到了“信”的标准。
灵活处理
在翻译中，要注意吃透原文的精神或含义，才能把原文的意思确切表达出来。为此，译文当增字则增，当减字则减。这样，译文有时可能貌似脱离原文，实则忠实于原文的意思。
例如，笔者在最近经手的一篇关于我国当前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的文章中，有几处提到要扶持大龄下岗人员再就业。这里的“大龄”如何译?译者用middle—aged：prsons(中年人)，看来是费了一番脑筋的。
但是太具体了，反而欠确切。目前我国各地各行各业在招聘人员时对年龄的要求各异。许多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在35岁以下，有些则要求30岁以下，25岁以下，甚至更小，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所以，将“大龄”译为“中年”并没有完全表达其含义。最后，译文改为：…give assistance to laid—off persons who have difficulties finding reemployment because of their disadvantaged age．译回中文为“扶持因为年龄处于劣势而就业难的下岗人员再就业”，从而通过增加几个解释性字眼确切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应该说，这是符合“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的，对外国读者来说也更好理解。
又如，在同一篇文章中又一小段几次提到对困难群体实行就业援助。从上下文看，此处的困难群体是指因学历低、无一技之长、年龄较大或身有残疾等不利因素而就业难者。
那么，“困难”应如何译？原译文为The group(另一处用people)in straitened circumstances经济上有困难的群体(人)。这样范围就太窄了，因而是不确切的。
最后，改为the underprivileged group(people)。Underprivileged一词在英语字典中的释义是：not having opportunities or advantages enjoyed by other members of one’s community(较社会其他成员缺乏机会或优势的) ，或living under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below an acceptable level(社会和经济状况处于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的)。由此可见，此处“困难的”用underprivileged较为恰当。
留有余地——少用形容词和绝对化
可能是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吧，我们的报道，特别是关于风景名胜和英雄模范的报道，往往喜欢用绝对化的语言、大量形容词何副词，或华丽的辞藻和感情色彩浓厚的词汇。
如果译文也一概照译，读者会感到过甚其词，甚至斥之为虚妄而不愿意看下去。常见的如“极度的”、“伟大的”、“坚决的”、“充分的”、“彻底的”、“最……”、“十分……”，等等。对英语读者来说，在许多情况下，不用形容词或副词而改用动词反而更有力量。
例如，我们的报道中常看到“最根本的原则”这种说法，英文删掉“最”字，而只用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根本的原则)，在“根本的”前面加上定冠词，反而更有分量。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重要文件中，或者在其他政治性稿件中，为行文起见或者根据作者的文章风格，一些强烈的形容词或副词则不宜随意略去。
例如，由毛主席何朱总司令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见《毛选》第四卷)，其中有一句：“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国民党反动派。”
这句话中有许多副词，而且相互意思差不多，但却字字千钧，删掉哪一个也会减弱其气势(而且对领袖著作或重要文件也不能随意增删)，英译文：Advance bravely and annihilate resolutely，thoroughly, wholly and completely all the Kuomintang reactionaries within China’s borders who dare to resist, 原文中的所有副词在英译文中一个不漏，读起来显得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以上是本人50年来在对外报道领域工作中遇到的而自己记忆所及的一些问题，谈不到深入，有些问题只点到为止，提出来供探讨。
总之，对外宣传是一门艺术，对外报道的翻译不是翻译机器，在提高我们的对外报道效果方面，翻译人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发布于 2022-03-18 18: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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