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里有语言习惯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法律职业内部的“职业划分”并不像中国那样严格，反映了美国各种法律职业之间人员交流和换位的频繁，而且这种交流和换位是以律师为中心的。美国的法官一般都从律师中产生，而且他们在担任法官期间仍可保留律师资格，只是不能从事律师业务而已。

美国的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职业差别。实际上，美国的检察官就称为律师(Attorney) 。检察官与律师(狭义的)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受雇于政府，后者受雇于私人或自己开业；前者在刑事案件中负责起诉，称为“起诉律师”(Prosecuting Attorney ) , 后者在刑事案件中负责辩护,称为“辩护律师" (Defense Attorney)。

美国律师之多,令人叹为观止。目前，美国的律师人数已达135多万(根据2019年Statista统计数据统计数据)，堪称世界之最。美国律师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法律非常复杂，在社会中的作用非常大，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除各种法律纠纷外，美国人从生到死，从结婚到离婚，从生活到工作，从挣钱到花钱，几乎事事都离不开律师。

相比较而言，中国执业律师人数为46万（根据司法部2019年12月数据）。

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将涌出国门寻找商机。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法律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中的大多数都属于涉外律师的工作范畴。

据司法部统计，目前40多万中国律师中，真正能够熟练做国际法律服务业务的，仅占整个律师队伍1%。上海、深圳乃至中国的多数律师由于外语等门槛的阻碍，很少有能力涉足涉外案件，其业务领域相对狭窄，缺乏国际竞争力。

面向未来，中国律师仍有许多挑战需要应对，比如涉外法律服务律师队伍人数总量还不够多，发展速度还不能充分满足需求。

         亟需推进涉外法律语言服务建设

语言服务被认为是面向国家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语言治理行为。涉外法律语言服务可简单理解为涉外法律服务领域的语言服务。 后疫情时代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家亟需推进涉外法律语言服务建设。

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改革开放，语言先行；“一带一路”，语言铺路。涉外法律服务中法律语言（尤其是法律外语）不可或缺。鉴于英语的国际通用语地位，法律英语的重要性凸显。我们要优先发挥好法律英语在涉外法律工作中的基础性支撑和先行作用。法律翻译，特别是法律英语翻译是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语言之外无法律，包括法律咨询、涉外诉讼、仲裁代理在内的大多数涉外法律服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服务。对国外法律规则的解释与运用其实就是对所在国法律语言的解释与运用。所以，可进一步将涉外法律服务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涉外法律语言服务。推进涉外法律语言服务建设，对于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外交工作大局亟需涉外法律语言服务的保障。美国不断炮制涉华法案干涉中国内政；英国宣布禁用华为5G；印度封禁中国手机应用；澳参议员公开发文希望“将至少100名中国外交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赶出澳大利亚”。许多商业和技术问题被以美国为主导的部分国家高度政治化，中方的正当利益受到损害。法治是国家间的最大共识，法律是国际交往最通用的语言。中国要坚持走法治外交的道路，强化法治思维，构建法治外交话语体系，从法律语言和话语范式下寻求解决外交问题的新路径。通过法律话语进行国际谈判和对外交往，对于建立国家间的共识，进一步建构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大有裨益；对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人才培养是涉外法律语言服务建设的关键。高校法学和外语教育要积极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加强横向联合，决不可轻视法律英语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的起点和关键点的作用，加快设置法律英语专业，系统培养涉外法治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