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简练、合逻辑一直以来都是法律的标签，在法律英语中也是一样的，法律英语翻译同样应讲求准确、简练、合逻辑。首先，用“法律”来举例子，英文上能够代表法律的单词很多，包括但不限于law；statute；act；code。

其中law的内涵较为广泛，既可以指代宏观上的法律体系，也可以指代具体的部门法，但其一般不用来作为某个特定法律命令的名称。

Statute专门指代以立法形式设立的制定法，是与判例法相对应的概念。

而act常用来作为单一法律的命名，如清洁水法Clean WaterAct、议会法Parliament Act，这里应注意，statute与act存在共用情况，而code不同于act，其用来指代法律的汇编，如联邦法规汇编Codeof Federal Regulation。

但在很多法律英语翻译实务中，翻译者并不区分这些词汇的用法，这给外语的理解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尤其体现在中文译作英文的情况下。同时，译者还存在着漏译的情况，法律行文简练，条文中的每个词都对条文的理解至关重要，随意的漏译会使条文丧失完整性，继而影响对条文的理解。例如，arbitration clause一词应翻译为“仲裁条款”，而有些翻译人员受翻译中意译的影响，简单地将其翻译为“仲裁”，但实际上二者的意思并不相同，这也会给法律的理解带来困难，或许直接决定了一个仲裁案件的走向。除了漏译外，实务中也有部分翻译人员存在增译的现象，多表现为添加一些修饰性的文字，从而追求语言的优美。这些本来应属于翻译的技巧，但对法律而言可谓是画蛇添足，不仅不利于法律文本的简练，也不利于法律解释学的适用。

法理学上将世界的法系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不同法系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因而译者在理解法律术语时，必须将其放置于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予以理解。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来说，双方存在如法律渊源、法律适用技术、诉讼程序、法律分类等差异，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译者对法律术语的理解。

对于我国而言，在清末以前，我国一直是属于中华法系的国家，后来在引进西方法律的过程中，主要以大陆法系作为参照，因此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吸收了一些英美法系的内容，混合成了社会主义法系，但我国近代以来的法律因受德、日法律的影响，大陆法系的特征明显。这就造成了在对主要以英语为主的英美法系进行研究时，法律英语的翻译受法律文化影响较为严重。比如，对于assignment（of a contract）一词来说，其作名词的词义为“任务”“分配”，稍懂法律的人会将其翻译为“（合同的）转让”，但实际上该翻译并未考虑到法律文化的差异，“转让”的翻译不仅有失语义上的准确性，更会在实际研究中误导研究方向，致研究陷入困境。我们在理解assignment一词时，首先应了解到，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权利和义务是均可转让的。对于债务的转让而言，如果经债权人同意，则旧的债务人退出债务关系，由新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债务，当然我们在民法上称其为债务转移。而在普通法系的美国合同法中，虽然权利同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一样，是可以转让的，但义务是不可以转让的，只能转托。债务人把自己承担的合同义务转托给第三人（受托人）履行，并不能由此而解除自己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中，也明确规定了义务的转托①。所以对于assignment，我们应该准确地翻译为权利的转让，对于义务，美国合同法中使用的是“delegation”，是指转托而非转让。如果未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区分，而均翻译为“转让”，或者将义务的转托翻译为assignment of duty，会直接造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由此也可看出，法律文化差异为法律英语翻译带来的问题，这应引起法律英语翻译人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