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认，以两国当时的军事力量来说，英国在鸦片战争取得胜利，几乎是绝对肯定的事实，但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译者的情况下，中方无论在战争情报以及谈判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这实际上也影响了战争的成败以及后果。相反，假如清廷能认识到翻译在战争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他们又是否会这样地一败涂地？”
上面引文，出自王宏志的论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译者》，收在王宏志主编的《翻译史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2011年出版。王教授这篇文章是标准的学报著作。一般来讲，学报文章因应规矩总要在引文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落注释，亦往往因此令人望而生畏。令我自己也觉得意外的是，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我竟然读得津津有味。我想这是因为王宏志巧妙地把“国家兴亡”和翻译之“为物”这两回事相提并论的缘故。“假如清廷能认识到翻译在战争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中英对峙的局势，会不会改观？即使最后还逃不了割地赔款的命运，也不会因对敌情的无知而害得自己在战场上不堪一击。
受命到广州去禁烟的林则徐（1785-1850），虽然知道“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对厘定制敌先机的重要，可惜给他当翻译的通事，没有一个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王宏志提到1839年10月有英国三桅船The Sunda号在海南岛附近遇风浪沉没，林则徐接见的幸存者中有一位喜尔（Dr. Hill）医生。据喜尔事后的报道，这些通事在口译时说的是“广州英语”，“含糊不清，十分紧张，以致他们在理解上有很大困难”。
王宏志在脚注引了喜尔记录中的“广州英语”：“this not all same one other day. Todayyumchae all same emperor, all that mandarin have come, all that hong merchant,must crook foot litty.”这两句英文真不好懂。王教授没有给我们解说，他只根据喜尔医生的记录告诉我们，原来这是“要求他们见到林则徐时必须下跪”。根据这个场景，我们或可将这两句广州英文的首句解为：“今天不同往日（或者：今天是个特别日子）？”第二句中的yumchae如果是粤语“钦差”的音译，那么“today yumchae all same emperor”该是“今天钦差大臣位同皇上”。“all that mandarin have come”是“所有的大官都来了”？“all that hong-merchant”，想是“所有行商”。“must crook footlitty”？“下跪”的普通说法是“kneel”，广州通事改称“屈膝”，倒也传神。至于“litty”这个字，辞书未见载，不知是什么东西。
我看完王宏志这条脚注后，心里暗叫“天佑中华”！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收到一些情报，说英国人可能会发动战争，他从看到的译文资料理解情况，确信“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师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制其死命”。
林则徐认定英国人只善于水战，一踏上陆地就变得手足无措。且看他1840年7月10日在奏折上怎样得意洋洋地说：“‘英夷’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制其死命。”经两广总督这么一说，中国老百姓有一阵子真的相信“英夷”因腰和腿裹缠得紧紧的，只能挺直腰板走路，一仆跌倒，再也爬不起来。
老百姓给糊涂通事误导，也就罢了，但负责保家卫国的朝廷官员把通事的情报信以为真，后果就严重了。闽浙总督颜伯焘没想到要在陆上迎战“英夷”，完全相信厦门的炮台及石壁能抵挡英舰的炮火，没想到英军从两侧偷袭登陆，没有出现“一仆不能复起”的现象。天朝水师一接触，迅即溃散。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一直要看到颜伯焘的奏折才知道“英夷”士兵是水陆两栖动物，“今福建厦门之役，该夷竟敢登岸，夺据炮台，伤我将兵”。
看了王宏志的文章，深感“天朝”对办洋务从来没有认真过。所谓“通事”，就是喜尔医生口中的“linguist”。他们要不是曾在“夷地”居留过一阵子的“海员”，就是广东洋行的“买办”，即便会一点“夷语”，也不一定懂“夷文”。从王宏志引用Granville G.Loch的一条数据知道，这些“linguists”的口语能力也好不到哪里，“一名由伊里布派遣到英阵营传递消息的通事，由于没法准确表达，几乎被英兵所射杀”。
在王宏志列出的通事名单中，“疑为汉奸”的鲍鹏的“夷语”应该比较体面了，可惜在英方一名军事人员的记录中，这厮形象猥琐，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从他的买办英文中流露出来。在琦善和英方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的一次谈判中，鲍鹏当了“通事”。后来他回到澳门探望老主子鸦片烟商颠地（Lancelot Dent）和旧日的佣工同事。旧同事拿他“士别三日”后的身份来开玩笑。他马上跳起来，伸出右臂，紧握拳头，破口大叫道：“You thinkee myone smallo man？You thinkee my go buy one catty rice,one catty foul？No！My largo man,myhave catchee peace, my have catchee war my hand, suppose I open he, make peace,suppose I shutee he, must makee fight.”作者J. Eliot Bingham在引文后加了按语：此公形态，难以言传，欲知真相，只能目睹。
鲍通事的这几句话，有齐思和的中译：“你们以为我是一个小人物吗？你们以为我去买一斤米，一只鸡吗？不是，我是大人物啊！我的手中抓着和平，抓着战争，要是我打开它，那就和平，要是我合上它，一定打仗！”
说不定thinkee、catchee和shutee这种“尾巴”英文有故意丑化的成分，但话说回来，如果鲍鹏的口语不是这么烂，Bingham也不能光靠想象虚托出来。
鸦片战争输给了“英夷”，割让香港，辟五口通商，接受了《南京条约》，开我国与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先河。不过王宏志指出，此条约的签约还有一处不平等的地方：“一直以来没有人提及过，那就是在整个谈判以至签约过程都是在中方没有懂得英语的翻译人员的情形下进行的。”
琦善因有“通敌”之嫌被道光革职抄家后，跟英人议和的责任落在了耆英和伊里布身上。因为一来道光曾下旨要他们“断不可轻身前往”，二来他们身边亦没有随员可胜任翻译的工作，所以一直没有出面跟“英夷”沟通。他们辗转找来了伊里布“家人”（即家仆）中有“抚夷”经验的张喜跟“英夷”周旋。身为“家仆”，又不是朝廷正式派来的代表，张喜凭什么资格跟英方的代表谈判？
王宏志这篇文章分上下两篇。上篇集中讨论中方译者的背景、能力、局限和他们在跟英方“谈判”时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引用资料的来源，下篇还未出版，但从他写的摘要知道，下篇将以讨论英方的“通事”为对象。因为“他们所担负的任务远远超过一般的翻译和沟通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实际的战事，且直接参加和负责双方的和平谈判，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举足轻重”。
代表英方跟“天朝”交涉的有翻译大行家如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他从小跟父亲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92-1834，传教士）学中文，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上过学。他在未参加和谈工作前的几年，曾替在广州的英商做翻译。1834年继他父亲出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Chinese Secretary。1840年与三位教会朋友中译《圣经》。除马儒翰外，懂中文的参加谈判的英方翻译人员还有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圣经》的译者之一）和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几位。他们在开战前协助英方搜集情报，谈判时差不多在整个过程中都有参与。
以下我抄录王宏志文章有关签订和约实际情形的一段：“更要强调的是，就是整个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南京条约》条文的草拟和确定，也是英方所担当的。不要说条文的英文文本，就是中文文本也是由马礼逊根据英文原来条款翻译出来……”（注：这里可能是王宏志的笔误，因为马礼逊是John Morrison，早于1834年逝世。王教授说的，应是他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Morrison）
《南京条约》的中文文本居然是由英国人根据自己拟定的英文文本翻译过来的，匪夷所思，莫此为甚。在仪式正式开始前，英方代表还得将条文一条一条地向中方宣读和解释。天朝代表的买办英文，即使觉得条约极不“平等”，也病于有口难言，无法讨价还价，近三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连同香港就这么断送了。
两军对峙，对敌情之虚虚实实也弄不清，怎可轻举妄动？把训练有素的英兵看作“浑身裹紧，腰腿直扑，一跌不能复起”的病夫，天朝败象已见端倪，“丧权辱国”是早晚的事。外语人才是一国外交之本，我们且看被美国人亨特（William Hunter，1812-1891）誉为“英文造诣很深”的袁德辉写的是什么英文：“For the managingopium on the last spring being stopped trade for present time till the opiumsurrendered to the government than ordered to be opened the trade the same asbefore”
这是称为“来自中国方面第一份用英文书写的文件”的第一句。请注意上面引文“before”的后面是没有标点的。通篇都是without punctuation！不过，即使“英夷”拿出我们读线装书的耐力去读袁德辉的英文，也会一样不知所云。王宏志在脚注上说“有人以英文公告回译成中文，题为《为重开贸易晓谕外商告示》”。买办英文，各有千秋，但无论外交也好，贸易也好，处处因缺乏外语人才而受制于“夷敌”。琦善初到广东，还没有跟英人正式议和前，便有广东道监察御史高人鉴奏参他“以懦怯之词轻宣诸口，惑人听闻”，把“蠢尔小夷视为劲敌”。当年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误，就是没有好好地把“小夷”视为“劲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