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侵权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该法详细地描述了这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因此，通过理解原语中对上述两种违法行为的说明，译员在翻译时可对应译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这不仅保留了两种法律文化的共通之处，还体现出其差异性。

如中国法律语言中有“劳动教养”，该词充分具有中国特色，劳教在西方国家来说是没有的，它是指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的行为而又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的行政处罚措施。正因为这种文化缺省，在译入语国家找不到相对应的或者说类似的法律制度，法律语言中自然也找不到对应的法律术语。在翻译为“indoctrination through labor”时，可能要对接受者再进行解释，以填补此文化空缺。

再比如，在中国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分类中明确说明了“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西方国家对杀人罪(criminal homicide) 就有明确的分类， 有“谋杀”(murder) 和“非预谋杀人”(manslaughter) 两大类，这就从人产生行为的意识层面对杀人罪进行了分类井区别开来。原语和目的语无法实现真正的对等，因此，译员在翻译的时候应加注进行补充说明。